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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疤子(以及1948年)

    光复在县里当体育老师,是马桥少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马桥唯—一个在城里定居吃上国家粮的人。
    他的父亲是马桥历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长一段时间,马桥人不愿意提起这个大人物,对有关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后来才知道,大人物叫马文杰,一九八二年才获得政府的甄别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动官僚”的帽子,获得了起义功臣的身分。光复当上县政协常委,后来又当上政协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当然不无关系。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访问光复,多少了解了一些马文杰一九四八年出任国民党县长的内情。
    我已经说过,这是在一九八二年。这是一个阴沉多雨的傍晚,在一个河街上的小豆腐店里——光复连体育老师的饭碗都不牢靠的时候,开下了这个小店。我在小本子上录下他的话,满园子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对于我来说,对于我所知道的马文杰来说,一九四八年并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后延迟了,甚至发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延迟到一九八二年这多雨的傍晚才出现。就像炸死马桥雄狮的那颗炸弹,那颗中日战争的炸弹,在泥土中悄悄把时间凝固了三十多年,推迟到一个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发出一声古老的爆炸。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至少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断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对于我是空无。
    同样的道理,马文杰的一九四八年,马桥人的一九四八年,也并不是很多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九四八年。构成这一年的事件,这一年得以被人们感受、确认、追忆的诸多人世运演和变化,包括国共北平和谈,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毛泽东愤怒拒绝苏共关于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建议,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与李宗仁桂系集团的激烈角逐等等,马文杰与手下人当时都一无所知。由于九连山脉的重重阻隔,加上战乱、大旱以及其它一些原因,马桥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马桥人当时对外界的了解,完全停留于一些回乡老兵零零星星的传说。
    这些老兵,原来大多数跟着团长马文杰在四十二军吃粮,到过山东和安徽,后来又参加滨湖战役,接四十四军的防。他们看不起四十四军,那是川军,纪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烟,日军化装成便衣打进去,一下就把他们的军部端了。马团长当然也吃过苦头,在沅江县有一次打伏击,埋的一百多颗地雷全不管用。那些从邵阳赶运来的土地雷,一炼成了两个瓢,爆得很响就是不死人,硝烟中的日本兵一个不少,照样哇哇哇地往上冲,很快把四十二军分割成几块。马见势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赶快把山炮什么的全丢到河里,分散打游击。日本人是来运粮食的,只要把他们拖到冬天,洞庭湖区的水干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们的牵制任务也就完成了。
    他们回忆马文杰带着他们捉俘虏的情形。捉一个日本兵奖一万块钱。每个连每月要捉四个俘虏,没完成任务连长就要记大过,而且下个月的任务就要加倍。再完不成,连长就撤职,打屁股,军法从事。三扁担下去,屁股肯定见血。有一个倒霉的连长,屁股上总是烂一个洞,没当过几天好人。
    他们找地方维持会要便衣,要良民证,然后化妆去敌占区偷袭。胆子大一点的人,还咬住日本人的队伍抓“尾巴”。有一个连全是湘西的苗人,都会化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虏最多,但不幸在华容县的一次遭遇战中竟然全连殉职。马团长手下的几个同乡运气似乎还好,脑袋都留下来了,只是每次捉俘虏,捉回来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鲜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货,虽然可以勉强交差,但没有赏金。这几个马桥人后来回到家里之后还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马疤子不讲道理,蒙古拨子的块头最大,塞在麻袋里三四个人使了吃奶的劲还抬不动。吃了这么大的亏,凭什么人家拿赏金我们就喝凉水?
    马疤子是马文杰的外号。
    他们的听众震惊之余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马疤子就是个小气,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见给他婆娘打个金镯子。有一次回老家请乡亲吃一顿饭,总共只砍了五斤肉,锅里净是萝卜!
    他们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满着这样的一些话题。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烟的川军,炸不死人的邵阳地雷,还有日本军队中的蒙古摊子等等——充其量,他们还模模糊糊听说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传闻,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1948”,从来不用公元纪年。直到我与他们交往的时候,“1948”还是一个生疏的词。他们表示那个年头的用同有以下一些:
    (1)长沙大会战那年。
    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命名。他们的长沙会战是一段迟到了将近六年的新闻,被他们误以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个外来人并不了解第三次长沙会战,只是靠马桥人的嘴来把握时间,肯定要把历史的秩序打乱得一塌糊涂。
    (2)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
    这可以说没错,也可以说错了。茂公是马桥上村人,那一年确实接了张家坊某人的差,轮到他来当了维持会长,管辖远近十八个弓。拿这一件事来标志一九四八年,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马桥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强制成立的维持会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良民证也不用了。只是他们消息闭塞,还是老规矩办事,还用着“维持会”的名称,可能让后人听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
    (3)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
    张家坊有一片好竹子,一九四八年碰上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倒是竹子全部开出一种白色的花,结出了籽。人们采下籽来,舂去籽壳,发现竹米粗,微红,煮成饭以后清香扑鼻,味道同红粳米差不多。竹子开花以后就死掉了,附近的人们靠着这一片竹子度了荒,感其恩德,就把这片竹子叫作“义竹”。这个事情给马桥人印象很深,用来记录年份。一般来说,这种办法倒不会错,只是外人一般不知道这一段,查户籍的时候,征兵的时候,报考学校的时候,“张家坊竹子开花的那年”出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得花很大的功夫,比比划划,才能向外来人士说清楚当事人的真正年龄。
    (4)光复在龙家滩发蒙的那年。
    发蒙就是开始读书识字。马文杰家的光复天资不算高,小时候也贪玩,光是一个初小就读了七年,一再留级,留得他很不好意思,长大以后也不愿承认这一段劣迹,便在履历表上把发蒙的时间向后推了三年,改为一九五一年。如果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仅仅根据光复的履历表或者光复的说法来推算时间,会使整个马桥的历史向后错位三个春秋。因此,这也是一个极有危险性的时间概念。
    (5)马文杰招安那年。
    马文杰招安是一件远近闻名的大事,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用这件事来定位时间,在马桥人来说当然很方便,最容易让外人明白。
    当然,说到招安,在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那一年本来气氛非常紧张。腊月里好多乡下人都在编草席往县城里送,准备裹死尸。据说平江那边来的杆子,归顺了省军,以“彭叫驴子”为大帅,号称有一万人,有三门大炮要同马文杰以及罗江两岸的所有杆子决一死活。马文杰是不打算活了,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了众人,准备了自己的棺材。他只向彭叫驴子提了一个要求:仗,不要在城里打,免得老百姓吃亏,最好到罗水下游的白泥塘那边去打。彭叫驴子根本不听,把马文杰派去的信使割了头,挂在白沙镇东门外的桥头。那里的乡下人上街不敢过桥,只好从桥下淌水过。
    消息传来,县城里的老百姓呼啦一声都跑光。过了一段,没听见炮响,也没见彭叫驴子省军压境,倒是马文杰发了布告,说不打了。而且他还有了新头衔:县长兼暂编十四师师长。他带着人在长乐街吃狗肉的时候,人们还看见他手下的人都穿了国军服,还有几枝油亮亮的洋式连珠枪。
    在后人看来,马文杰在国民党大失败的年头,居然靠上了国民党,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对此,光复向我反复解释,他一本来是要投靠共产党的,阴差阳错才投错了门。他爹当兵吃粮在外面混过几年,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共产党的事,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能征善战,没有什么恶感。他被省军逼急了的时候,派他的结拜兄弟王老么去找共产党。王有一个姐夫在浏阳当木匠,跟共产党走得很熟。但事情偏偏不巧,王老幺刚刚上路就碰了鬼,背上发了个大疖子,贴上草药,痛得在客栈里多睡了两天。等他赶到浏阳时,姐夫刚刚去了江西。
    “两天,就是两天!王老么当时要是没生疖子,接了令箭流逝就去,我爹不也成了共产党?”
    光复喝下一口酒,瞪大眼睛对我这样说。
    光复当然有理由痛惜。正是那短短的两天,改变了马文杰以及手下一百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光复的命运。王老么没找到共产党,后来在岳阳经一戏班老板介绍,见了国民党B系军阀的一个副官。B系军阀招安马文杰,一切安排就是从那次见面开始。
    这已经到了一九四八年的年底,正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开始全面溃败的时候———只是乡下人在冷寂的冬季里,不知道这一点。我猜想,也许B系军阀当时心知大势已去,四处招安四处发枪,只是想给即将南下的共军增加一点骚扰和破坏。或者,就像后来一些历史资料上披露的那样,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军属国民党H系,与B系有隙,双方明争暗斗摩擦不断。B系企图在H系的地盘上网罗散匪,扩充自己的势力,牵制H系。不管怎么样,B系的招安和慷慨支援使马疤子这个乡下人喜出望外,欣然接受了对方给他的一纸委任状,还有八十条枪,以及罗水两岸一时的平安。他完全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不知道B系长官的真实用心(我们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知道),还以为只要穿制服的就是官军,都被他打怕了,不得不向他求和。
    他和手下人喝酒庆祝的时候,不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正在把自己引人地狱。
    一九四八年在罗江干枯而暴露的沙洲上流逝而去,把一场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悄悄推移南方。但对于马疤子及其手下人来说,他们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与国民党B系或H系军阀们公文包里的一九四八年不是一回事。这正像几年之后,红色的县武装大队用机关枪对马疤子手下数十名“暴动未遂犯”进行突然袭击的时候,他们记忆中革命胜利排山倒海的一九四八年,与马疤子山窝子里的一九四八年同样不是一回事。
    这是一种时间的错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