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two法则。
    犹如春水的涟漪，她的声音，忽然闪现于楚天瑛的脑海。
    还有她的倩影，即便身穿警服，即便是站在讲台上，也丝毫掩不住曼妙的身姿和美艳的容颜。只是，苍白的脸上永远挂着一层霜似的冰冷——
    所谓two法则，就是在勘察犯罪现场时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规律：对单一的凶杀案而言，两名刑事鉴识人员是最有效率的。单独一人可能遗漏一些东西，而三人以上漏掉的东西会更多……
    她的声音也总是这么冷冰冰的，没有一丝感情。
    他高高地举起了手臂。
    她看了他一眼，长长的睫毛无声地扑闪了一下，目光是透明的，仿佛完全没有看到他的存在和他的动作，纯粹是茫然的一瞥，但他已沉醉。
    窗外，柳絮飘飘，荡漾起一片薄雾似的朦胧。
    她用粉笔在讲台上轻轻点了点，意思是可以提问。
    “刘老师。”他站了起来，听得出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她现在就是他的老师，正在讲授“寻找犯罪现场中的微量证据”。他和全班三十多名同学均是全国各省级公安厅的青年才俊，被集中到中国警官大学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结业后他们将回到各自所在的公安部门，担任更重要的职位。
    按楚天瑛最初的想法，既然来到中国刑侦的最高学府，就不能只“镀镀金”了事，总得学点真本事回去，提高本省的破案率，顺便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希望在将来的工作中能够借力……但是，看到她走上讲台的那一瞬，他的一切想法统统灰飞烟灭了。他只知道，自己这三个月的魂魄，将完全被另外一件事情所主宰。
    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原来他站起来，却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只是痴痴地望着她——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刑侦一线上屡立战功的高手，当然不难看穿眼前这个“现行犯”的心思。
    她站在讲台后面，等待他提问，没有任何表情。
    即便是面对歹徒的枪口，也不会眨眨眼皮的楚天瑛，现在，胸腔里那颗心像刚刚跑完百米般狂跳不止。
    “没问题，就坐下。”她说。
    “有……”他焦急地喊，然后定了定神，“刘老师，您刚才说，对单一的凶杀案而言，两名刑事鉴识人员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如果在单一的犯罪现场发现了多名被害者呢？需要多少个刑事鉴识人员比较好？这其中有没有一个换算公式，比如勘察犯罪现场时，被害者和派出的刑事鉴识人员要成1∶2的比例……”
    有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带着不屑。
    “谁在笑？”她严厉地叱问。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一朵从窗口飘进来的柳絮掠过讲台的簌簌声。
    “一名优秀的刑事鉴识人员，首先应该是一名科学家，就要有像这位同学一样严谨到数字化的思维方式。这没什么好笑的。”她说。尽管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根本没看他一眼，但他激动得脸涨得通红，不亚于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沉思了片刻，她慢慢地说：“但是，无论犯罪现场有多大、被害者的人数有多少，决定刑侦效果的，永远不是刑事鉴识人员的数量，而是质量，所以并不存在你说的换算公式。有研究表明，导致一个犯罪现场被破坏的因素，主要有四种：气候、罪犯、受害人家属和案件第一发现人。可是在很多时候，警察比这四种因素都更善于破坏现场。他们在现场肆意走动、挪动尸体、触摸物品等行为，都会污染证据——特别是微量证据。所以，进入现场的刑侦人员绝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由于进入现场的警察太多而导致的混乱，倒是最应该避免的。一般而言，指挥长应该根据犯罪现场的类型、受害者的死亡方式，迅速建立一个精干的、包括处理该现场所需的各种专业知识的人员的小组——也就是说，警力资源的配备，应由现场的具体状况来决定。”
    讲台下面，一片沙沙的笔声。
    无论容颜，还是业务，都精美得一丝不苟。
    也许是一种征服欲在作怪，楚天瑛的头脑瞬间热到了沸点，挑衅地问：“那么刘老师，假如发生了一起案子，由您来担任指挥长，但是这个案子中，受害者的人数比较多，比如……比如在一个房间里就有六七名死者，那您会派遣多少刑事鉴识人员进入现场勘察？”
    她看着他，冷冰冰的目光有点好奇，又有点高傲。他不由得微微低下头。
    “正确、规范地勘察一起谋杀案的犯罪现场，至少需要十到十二个小时。”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考虑到受害人的数量比较多，为了保证在有效时间内结束勘察，我会派遣两名痕迹专家、两名物证提取人员、两名摄像人员和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组成一个七人左右的刑事鉴识小组，由我带队进入犯罪现场，严格依照如下顺序展开工作——
    “首先由摄像人员对现场进行整体的拍照和录像，然后痕迹专家用粉末法等刷显指纹、足迹；接下来我要亲自走格子，一寸寸地搜索物证，对每一个物证标号，标明其所在位置，再次照相后，由物证提取人员负责提取和记录；与此同时，法医病理学家要对区域内的血迹做血清测试，对尸体做初步尸检，分析每个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
    她一边述说，一边轻轻掐着雪白纤细的手指，仿佛真的置身于犯罪现场一般。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在她的脸上漾起一片如梦似幻的明媚。
    楚天瑛已如痴如醉。
    “其实……这样人还是有点多了。”她那幽邃的目光忽然一凛，“如果有可能，我更愿意只带一名法医病理学家。甚至……甚至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进入犯罪现场。我要独自去观察、去触摸、去倾听、去感觉，甚至去想象，犯罪发生的那一刻，身在现场的每一个人，施害者与受害者，他们的动作、语言、心理、感觉——
    “现场是有生命的，现场是会说话的，每个现场都像是布满划痕的光碟，只要你肯用心擦拭，用力去读取，或多或少，它总会将那些被隐藏的东西，慢慢地还原，告诉你当时发生了什么，告诉你发生的顺序，告诉你全部真相……”
    “标记牌咋还是没带够？！”
    李阔海一声怒斥，猛地将楚天瑛拉回了湖畔楼的ktv包间。
    给尸体拍照前，必须用标记牌标出序号加以区分。这种标记牌一般是蓝底白字的塑料牌，平时到现场的刑警一般也就带两三块，但是今天，显然不够用了。
    “谁料到会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啊……”一名刑警小声嘟囔。
    没想到李阔听力好，听了个正着，当场就怒了，扯着大嗓门说：“猪脑子啊——”还没说下去，胡萝卜就扯了他一把。李阔海扭头一看，身后正站着楚天瑛，赶紧转身，立正、敬礼。
    楚天瑛知道，辖区出了大案，搁谁身上谁都火大，于是拍拍他的肩膀，转头对那名挨骂的刑警说：“还不赶紧再去多拿几块标记牌？”
    站在包间的正中央，楚天瑛的目光犹如摄像机平摇一般缓缓扫视，不堪入目的纷乱就这样一一呈现在眼前——
    那些被无意中踢到的尸体或者作为尸体一部分的肢体，那些不小心被踩踏而拖曳得深浅不一的血污，那些滚动的酒瓶或麦克风，那些为了方便拍照而肆意搬动的沙发和茶几……于是，她的话语不由得再次回响在他的耳边：
    进入现场的刑侦人员绝不是越多越好；相反，由于进入现场的警察太多而导致的混乱，倒是最应该避免的。
    楚天瑛暗暗叹了口气，要是让她看到此情此景，势必会柳眉倒竖。
    一名搜集物证的刑警，正用镊子夹起一个沾了血的啤酒瓶盖，要往一个收口塑料袋里塞。
    伙计，这可不行啊！
    楚天瑛实在忍不住了，上前拍了拍那名刑警的肩膀，“你怎么用塑料袋装证物？”
    刑警眨巴着眼睛，仿佛听不懂。
    “要知道，血液中55%的成分是水，你把沾有血迹的物证放进一个封闭的塑料袋里，那些水分就不能被蒸发掉，它们会在密封的塑料袋中创造出一个非常潮湿的、利于微生物繁殖生长的环境，这会给将来血液证据的鉴证和保存增加困难。”楚天瑛严谨地说，“正确的做法是用纸袋，因为纸是透气的，有足够的空气可以透过纸张纤维间的缝隙进出纸袋。这样一来，纸袋中的湿气可以被蒸发掉——血液被晾干后，要比在潮湿的环境中稳定得多。”
    刑警还在发愣，李阔海已经在旁边吼开了：“楚处在教你呢！记住没有？”刑警点了点头，拿着那把夹着啤酒瓶盖的镊子，却有些不知所措。
    “楚处。”李阔海苦笑，“咱们这县局条件差，证物袋没有纸的，只有塑料的。”
    算了吧，以我国目前的犯罪现场勘察水平来看，要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毕竟，李阔海带领的只是一群县级公安局的刑警，他们已经很努力很认真了。
    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那名刑警把啤酒瓶盖装进了塑料袋里。
    这时，楚天瑛的目光被玻璃茶几上的某样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个扁扁的、圆形的东西，看上去很像是玉做成的饼，散发着乳白、又略泛青的光芒，上面镌刻着一些细细的纹路。仔细看，才能看出是一幅八卦图：两条阴阳鱼交游着，头部各有一只鱼眼。但无论是鱼身还是鱼眼，都没有用黑色或白色标示，所以也分不清哪条是阴鱼哪条是阳鱼。在玉饼的边缘，有一排推钮。
    “这是什么东西？”楚天瑛忍不住好奇地问。
    李阔海上前瞥了一眼，马上回答：“五行阴阳镜呗。”
    “什么？”楚天瑛没听懂。
    “咋的，您连这个都不知道？”李阔海一脸诧异，诧异中又不免带有几分得意，“五行阴阳镜，照照不生病——这广告每天在报纸上登、电视里播、广播里放的，整得现在满大街的小孩子都当儿歌来唱了。”
    胡萝卜旁边插话了：“是啊，这东西现下火得不行。据说每天只要照一照，啥病都不得，啥病都能好。可就是贼贵，一个要五千多块钱呢，没办法，高科技啊！我们乡里也只有这湖畔楼的老板李大嘴给他娘买了一个。他娘是老胃病，照过一段日子，据说就没那么疼了。我前阵子胳膊老是发麻，李大嘴还拿来给我用过，我照了没见啥效果，就还给他了。”说着，他蹲下仔细看了看玻璃茶几上的五行阴阳镜，摇摇头，“这不是李大嘴给他娘买的那个，他那个摔过一次，边上有一道裂纹，这个没有，这个还蛮新的哩。”
    ktv包间里怎么放着这么个东西？
    楚天瑛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不过现在还有许多比这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走出包间，把胡萝卜、李阔海等人叫到大厅的前台，召开了一次紧急的现场办公会。
    “我布置几个任务，大家马上执行。”楚天瑛压下两道剑眉，口气斩钉截铁，“第一，从现在开始，除了刑事鉴识人员和法医，其余刑警一律从湖畔楼里撤走，那么多人挤在包间里，不像话！我刚才看到，围着这栋楼挂的警戒线都快被风吹散了，这样不行，改用白石灰，围着楼画上一圈，任何人想进这个圈子，必须得到我的亲自批准——哪怕一只耗子也不能例外！”
    “是！”一片齐刷刷的回应。
    他接着说：“第二，特警队分四路，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追击可疑的犯罪嫌疑人，顺路抽调通往狐领子乡的国道和高速公路从昨晚八点到今天凌晨四点的监控录像，排查一切可疑车辆。
    “第三，老李你组织预审员，对那名白衣女子，还有第一发现人陈少玲和张大山，马上进行突击审问。”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凌晨五点，三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早晨八点，我们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会议地点就设在乡派出所的会议室吧。到时候，初侦报告对犯罪现场的第一遍勘验后形成的报告以及对那三个人的初审报告都要在会上提交，供大家讨论。”
    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一阵嗡嗡的蜂鸣，楚天瑛拿出一接听，神情顿时变得更加严肃，先低声说了几句，又连着说了几个钉子似的“是”。挂断电话，他对众人说：“省厅王副厅长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早上八点整的案情分析会，他也要参加。”
    我国对刑事案件按照严重程度分成六级：一般刑事案件（杀死一人）、较大刑事案件（一次造成二人死亡）、重大刑事案件（一次造成公共场所三人以上死亡）和特大刑事案件（一次造成十人以上死亡，或在公共场所造成六人以上死亡）、公安部督办大案（一次造成十二人以上死亡）、“课一组”督办大案（死亡人数不限，但因案情过度诡异或血腥而引起国际关注的）。
    现在，一个包间里躺着六具尸体，省公安厅不仅派出了楚天瑛这名刑侦处处长，现在更连王副厅长也亲自出动，足见对这桩特大刑事案件的重视。每个人的神经都像被揪紧了，赶紧按照分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楚天瑛等湖畔楼“清场”完毕，只带了几名刑警和法医，进到包间里一点一点地勘察犯罪现场。不知不觉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往蒙着一层白霜的窗户外面望了望，东方的天空一片伤口似的血红，抬起手腕看看表，快七点了，想起八点要开案情分析会，王副厅长等人匆匆赶来，肯定没吃早饭，于是赶紧把胡萝卜叫了来：“老胡，整点早餐，行不？”
    胡萝卜搔了搔头皮，面有难色，“咱们这里的早饭都是自家做的，像点儿样的馆子要晌午才开……对了，离这里不远还有个旅馆叫‘草原旅店’，老板姓杨，外号洋葱头，我去找找他想想办法，保证领导们八点开会时能吃上热乎的。”
    楚天瑛连连点头，“那就麻烦你了，老胡。”
    胡萝卜开着破吉普，突突突地绕过一座馒头似的山包，没五分钟就到了草原旅店。
    这家旅店比湖畔楼陈旧一些，砖红色的楼体懒懒地在一片洋灰地上摊开。破吉普一直开到门口，只见洋葱头的傻儿子二秃子正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喝着一碗棒渣粥。胡萝卜下了车就问：“你爹呢？”
    二秃子傻乐似的把脖子往门那边抻啊抻。胡萝卜推开大门走进去，见洋葱头正坐在柜台后面，一边哗啦哗啦地翻着账单，一边报仇似的敲着计算器，眼里挂满了血丝，像一夜没睡。
    “洋葱头，整点儿早饭，中不？”胡萝卜大声说。
    洋葱头抬眼一看，“胡所来啦？”忙跟身边的伙计交代：“下面条，滚俩鸡子儿，多加葱花，赶紧的！”
    胡萝卜拦住他，“省里有大领导要来，没吃早饭，我寻思这么早咱们乡就你这儿开业，跟你合计弄点儿吃的。”
    “出啥事儿了？”洋葱头一哆嗦。
    “你瞧你，紧张个啥劲儿？”胡萝卜奇怪地瞪了他一眼，不能走漏风声是办案的规矩，但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纸终究包不住火，事情很快就会传开，都是乡里乡亲的，瞒着他也不好，于是简单地说：“湖畔楼出事儿了。”
    “啊？”洋葱头大吃一惊，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出啥事儿了？”
    胡萝卜一瞬间竟有些感动。
    早先，整个狐领子乡只有“草原旅店”一家旅店。
    那时国道刚刚从乡里通过，洋葱头多么会算计的一个人呀，立刻在进乡的路口盖起了一排蓝色山墙、白色屋顶的简易房，竖了个老大老高的牌子——“司机旅店”，供往来的司机歇脚。没几年他就成了乡里的第一富户，又把简易房拆掉盖起了这家草原旅店，还琢磨着这下子会有更大把的钞票进自己的腰包了。不料，没过几个月，同乡那个总是乐呵呵的李大嘴突然在眼泪湖边上盖了一栋湖畔楼。
    起初洋葱头还笑他傻：哪有把旅馆盖得离国道那么远的？但没过多久，县政府发文，把眼泪湖定为县级风景名胜区，不少有钱人纷纷开车直奔眼泪湖，玩累了就在湖畔楼里住，“更大把的钞票”就这么进了李大嘴的腰包。这一来，洋葱头可气坏了，每次只要看见李大嘴，那眼珠里的火苗子啊，迎风都能点着了！
    现在，听说湖畔楼出了事，洋葱头那担忧的表情可不是装出来的。
    没想到这老小子还有些良心——胡萝卜这么想着，嘴上说：“你先甭问那么多啦，赶紧起火，炸油条、熬豆浆，人多，你多整点，八点整送到派出所去，可别晚了。”
    在忙碌中，不知不觉就过了八点，胡萝卜一看手表，想起要召开案情分析会，这才匆匆忙忙往乡派出所赶，和送饭归来的二秃子和洋葱头撞了个正着。
    见洋葱头再次问起案情，要他“透露点消息”，胡萝卜有些不耐烦，“你老瞎问个啥，我要到所里开会了，别耽误我工夫……哭丧个啥脸，饭钱一分也不少你的，乡里给报销！”
    “不是，不是……”洋葱头直摆手，薄薄的嘴唇像被胶粘住了一样，咂吧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急得两只眼珠子滴溜乱转。
    “你到底咋了？”胡萝卜有些疑惑，“有啥事要说？”
    洋葱头的眉毛重重地压了一压，再抬起时，已经换上了一副旅店老板时常挂在脸上的殷勤笑容，“没啥事儿！没啥事儿！”然后拉起在一旁傻乐的儿子二秃子，快步走向远方，脚步踉踉跄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