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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总是克制不住地要向墙上那张报纸瞥去一眼。报纸上有一幅照片:“美国侵略军在美莱地方制造大屠杀”。照片很小,模糊不清,但还可以大致看出来地上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新房里糊着这么一张报纸,这张照片又糊在正面,使我很不舒服,但我却没有把它调换下来。
  还有这一床花被子,被面绣的是两台带着犁铧的拖拉机。多么沉重!难道我和她要在这巨大的机械下入眠?
  墙是黑子帮我糊的。他当时兴冲冲地从队部办公室抱来一摞报纸,往地上一撂,卷起袖子说:
  “哥儿们,瞧我的;这土墙没法儿刷白灰,糊上报纸一个样!你没看人家美国,还用报纸盖大楼咧!”
  他从报纸中抽出一叠,摔在我正在抹泥的炕面上,又说:“喏,我知道你要看《参考消息》,特意给你偷了些。可看那玩意儿有啥用?现在外国人也跟咱们学。这不,又是哪个共(马列)在夸咱们的‘五七道路’。真她妈吃饱了撑的!叫他们下放到农村试试看!……”
  我在看报纸,他在糊墙。于是墙上就出现了这堆横七竖八的尸体。
  被面是我们连队劳改、劳教、群专、坐过牢的人集体送的。不属于这个行列的,只有那位大脚的女哲学家。每家出五毛钱,在不足一百户的小村庄,居然凑了二十多元。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和多么小的一个数字!
  “这是我安排的。”马老婆子跑了三十里路回来说,“别的颜色都不好,就这种好,彤红彤红的,给你们冲冲喜,明年抱个大胖小子!”
  于是拖拉机牵引着犁铧就开到了我们炕上。
  整个象场梦!
  而且这场梦还在继续做,还要做下去。
  世界给每一个人规定的路都非常窄。只要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就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人只有在走第一步之前可以选择,一经选择了之后人便成了木偶——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两旁的高墙把人向前推挤。
  那天,我去拜访黑子。一进门,黑子就喊:
  “好哇!听丽芳说你要跟黄香久结婚?你们两个真配绝了——一对新夫妇,两件旧家伙……”
  何丽芳说:“你别胡说了。人家老章可不是旧家伙,还没开苞哩!”说完,在黑子身后向我挤挤眼。
  “你懂啥!”黑子在他老婆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男的不叫‘开苞’那叫童男子。行呀,老章,你他妈样样都是真格的,连那玩意儿都是原装货!说吧,你需要啥,包在我身上!”
  我开门见山地向他说了我的打算。
  “没说的!”他拍拍胸脯。“我去找曹学义。他要不批,我让他尝尝全场北京青年这帮哥儿们的厉害!这些‘丫亭’还不知道,北京连老战犯都释放了哩!”他又用手捂着嘴说,“妈的!我这趟回来没给他少送,光二锅头就是两瓶……”
  “还有一铁盒奶油糖,喂他的丑老婆!”何丽芳在一旁补充道。
  “是呀!快,丽芳,找张纸来,这就写……行,这张就行,这他妈的还是我在西单商场买的信笺哩!……喏,给你笔,你划一划,看有水么?就这样写:反革命分子章永璘和劳改释放犯黄香久,自愿结成反革命集团……”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开始写从未写过的严肃的申请书,却是在戏滤的气氛中,怀着一种戏谚的心情。我接过纸——原来这不是什么信笺,而是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翻在空白的一面,拿起笔,沉吟了一下。
  “喂,黑子,”我说,“我看应该先写一条语录。”
  “写啥语录!”黑子拍着桌子说,“你写上‘要对资产阶级专政’,只怕你这一辈子也要打光棍!人家会说,你他妈老老实实改造就完了呗,还结个啥婚?你们这些‘臭老九’哇,尽会拿别人的鞭子抽自己!”
  “也别这样说。咱们也会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嘛。”我说,“有了!你别捣乱。”
  于是我提笔写道:
  毛主席语录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申请书
  今有三队农工章永璘,男,三十九岁(婚姻状况未婚)与农工黄香久,女,三十一岁(婚姻状况离婚)申请登记结婚。双方皆出于自愿。保证婚后继续改造,接受监督,在支部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添砖加瓦。望队党支部研究批准为荷!
  敬礼!
  章永璘
  黄香久
  1975年4月
  “哩!”黑子拿起西单商场的顾客意见簿,象欣赏书法家写的条幅似的,“真他妈没的说!还‘为荷’哩。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你他妈能当党委书记了!就凭这笔字,他‘丫亭’的也得批!等着,我这就找他去。”
  “还有房子呢?”何丽芳拽住他。“房子的事也得跟曹学义说清楚。”
  黑子思忖了一下。“这房子嘛,我看你们也别挤兑马老婆子,也别挤兑周瑞成,都他妈够可怜的……”
  “我看让他们俩也搬到一块儿去算了!”何丽芳笑着打岔。
  “去去去!一边儿晾着去!”黑子说,“我看咱们另外想办法……哎!咱们问他要那两间原来放工具的库房。”
  黑子走了以后,何丽芳朝我抿嘴笑道:“我说,老章,她要生不出娃娃,你可别嫌弃她。”
  “你怎么知道她不会生孩子?”
  “嘿!女人的事情我还有啥不知道的!”她用手指在我脸前捻了一个响榧子。“这里面的学问比你那书本上的学问还大。”
  “不会生孩子正好,我要的就是不会生孩子的。”我冷冷地说。
  “啊?”何丽芳诧异地看着我。
  现在,用黑子的话说,是一切“都齐了”!
  我忽然有了个家!
  而且是两间房,比一般农工家庭的住房还多出半间。虽然是两间破烂的库房,但毕竟有一里一外。也不知黑子怎么跟曹学义磨的。
  她表现了令我惊奇的布置居室的本领。哪儿钉个装筷子的竹篓,哪儿按一个放肥皂的搁板,哪儿砌个土台子;箱子怎样摆就成了床头柜;案板和炉台接在一起,就既延长了案板,又扩大了炉台;锅碗瓢盆勺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怎样放,才既安全卫生,又不多占空间;脸盆脚盆用的时候放在哪里,不用的时候放在哪里,她事先都给我指定好了,而我发现的确这样放才算是整齐;要在墙的什么地方钉钉子,挂毛巾的绳子怎样栓,挂衣服的绳子怎样拴;衣帽钩上下,她挑了两张雪白的雪莲纸糊上,这样,衣服挂在衣帽钩上,既不会直接贴着土墙,上面又有遮盖。这两张白纸就不下于一个大壁柜了。她还叫我把两间房中间的门卸下来,借了把锯子,偷偷地把一扇完整的门板拦腰锯成两半。一半支在窗下,上面铺了块格子布,摆上她的雪花膏瓶子和我唯一可以炫耀的财产——一大摞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有这些书籍才能公开摆在外面)。于是,我居然在漫长的十八年以后重新有了一张书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我终于真正地占有了一平方米!那几个雪花膏瓶子,并没有使书桌显得脂粉气、俗气、反而增添了书桌的雅致。因为这时候化妆品的商标也是非常严肃的。另一半门板,她是这样利用的:她砍了四根同样粗细的木棍,木棍的一头削尖,牢牢地打进外屋的泥地里,向上的四端,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安上那半块门板,再铺上一方条格布,竟然成了一张非常漂亮的餐桌。房子里只要有一张餐桌,立刻就显露出一派家庭气氛。这在全农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她还指挥我,炕和炉子要分别砌在两间房里,里屋砌炕,炉子砌在外屋,而二者又相通。这种砌法我还没听说过,虽然我是个内行。但我照她说的砌了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技术上的困难,只不过因为中间隔了一堵墙,需要增加烟道的长度而已。如此简单,为什么一般人却想不到?
  “这样砌,”她说,“我们就把外面专作厨房和饭厅,里屋是睡觉的和你看书的地方。捅炉子的灰进不到里屋来。我们要保持一间房子老是干干净净的。”
  果然,我们的卧室和书房一直是纤尘不染。
  中间的门被卸掉了,那也没有关系。她挂了一条白净的床单当门帘,倒比那块涂满标语的门板好看得多。
  何丽芳把她摆了两年的塑料花连花瓶一起送给了我们。这一束花在黑子房里始终是愁眉不展,不死不活的,从来没人注意到它们。而经她用肥皂水一洗,立刻舒展开了,绚丽多彩,灿烂夺目。它们摆在我们的餐桌当中,何丽芳看了都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们家的东西。
  “啊哟——喂!你他妈手真巧!”何丽芳瞪大眼睛道,“啥蔫巴玩意儿到你手上都活了!”
  “巧手媳妇能腌好酸菜。”马老婆子说,“今年冬天,我没菜吃可要来找你们哟!”
  周瑞成嚼着糖,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大伙儿叫他拉一段二胡,他连忙摆手说:“不合适,不合适……”
  “那有啥不合适的?”大伙儿很奇怪。
  这只有我明白。
  曹学义书记在热闹的时候也光临了。
  “哟!黄香久,你真不简单!”他瞅着她咧开嘴笑。“这两间烂房子给你一收拾,很象那么回事嘛!”
  黑子从漂亮的餐桌上拿起一支烟。
  “书记,这支烟你可要抽呀。你瞧,在你英明的领导下,人人都愿意扎根边疆,以场为家了嘛!”
  “今天你咋这么文明起来了?”曹学义笑道,“这支烟我当然要抽,黄香久的喜事嘛。她还是我要来的哩……”
  黄香久虽然劳改过,但没有“帽子”;我既劳改过又有“帽子”,是双重身分。书记在这种场合下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只向她表示祝贺。
  而她站在白布门帘旁边只是笑。
  笑得很美。
  现在,一切忙乱和热闹都过去了。
  我坐在炕上吸烟。她还在外屋收拾剩下来的瓜子和糖。不时传来细微的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非常遥远。一个遥远的梦境,又象梦境那样遥远。这就是“妻子”的声音。是的,这声音只能是属于妻子的,不会从别人的手中发出来。女人,不单单是指一种和男人不同性别的人,并且有她的声音、她的气氛、她的磁场、她的呼吸、她的味道……她能把这一切都留在她触摸过的地方,触摸过的东西上面。即使她不在场,这个地方,这些东西,都附着有她的魔力,将你紧紧地包围住。她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无微不至。这里所有的一切,除了墙上那张讨厌的照片,都是她所创造的生活。生活就是这一点一滴,由这炕、这被子、这门板做的书桌、这衣帽钩上下的雪莲纸、这雪花膏瓶子等等构成的。她所创造的生活紧紧地包围着我,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并开始用她来代替我。她加入了我的生活,就象锯那块门板一样,拦腰把我的过去砍掉了。过去,不知留在了什么地方。